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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困境中的企业贿赂现象调研

地方财政困境中的企业贿赂现象调研

最近我读到一篇发布在SSRN上的论文,题为《地方财政压力下的企业腐败:中国土地财政的作用》,内容令人深思。研究探讨了当地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财政紧张时,企业是否会通过增加“招待费”来保护自己。结果显示,确实会,而且支出相当可观,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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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土地财政对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却面临困境。从2000年起,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中的占比从不足10%飙升至2022年的61%,几乎是地方政府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然而,受经济形势影响,地价与开发商的需求波动剧烈,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下行,导致卖地收入骤降,地方财政现金流也随之急剧缩减。与此同时,地方的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基建设施、债务偿还、公共服务的维持以及官员的考核目标仍需达成,这便造成了财政紧张与支出需求的明显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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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十分直接:向企业寻求支持。通过严格的税收检查、增加各类杂费以及暗示“自愿”捐款等方式,尽管合法税率未发生变化,地方政府对于实际征税的灵活性则给了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因此不得不增加资金以维持良好的关系。

研究团队(包括澳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运用严谨的方法,分析了2007年至2017年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涉及2822家企业和236个城市,累计15970个公司-年观测数据。为了量化腐败,研究者采用了财报中必须披露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作为代理变量,通过回归模型剔除正常业务应酬部分,得出无法解释的异常数值做为腐败支出的指标。土地财政变化的量化则通过城市卖地收入变化率,分别与GDP、财政收入、支出对比,以确保结果的有效性。

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的确认。研究者引用2011年福岛核事故提供的外部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核电站周边城市与同省份无核电站城市的财政状况进行对比,以排除企业本身与城市财政状况间的因果混淆。研究发现,当卖地收入下降1个标准差时,企业的异常应酬支出会随之上升约1.7%个标准差,折算约为137.8万元人民币。同时,福岛地区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因果关系:事故后,这些城市的企业在当年开始异常支出增加,且没有提前上涨的趋势。

研究还对不同条件下的效应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地腐败文化、地方政府市场干预程度以及企业的本地关系等因素均对这一效应有显著影响。简单来说,越是在“人治空间大”、企业缺乏本地支持的地区,这种“花钱换安全”的逻辑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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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发现是,企业花钱的效果并非无效。研究将企业分为高和正常应酬费两组,比较其在土地财政恶化后的表现。结果发现,应酬费偏高的企业,税负并未显著增加,所获政府补贴也相对稳定。而应酬费正常的企业则面临更高的税负和更少的补贴。这意味着,企业的“保护性支出”并非无用,实际上为其换来了实质性的“豁免权”。腐败在这里不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防御性策略,用于应对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时的压力。

这项研究与以往聚焦于企业受压结果的分析不同,它将企业视为主动采取策略的行为主体。面对财政压力,企业选择通过支出主动化解潜在风险,为“宏观财政状况如何影响企业行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视角。

尽管论文目前仍为预印本,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结论也需进一步验证,但其提出的问题着实耐人深思:在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持续萎缩、支出责任却未放松的背景下,压力终将流向何处?研究显示,压力已然向企业倾斜,而企业的反应又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关系型生态。若治理腐败仍只盯着企业一端,难免治标不治本,根源之所在仍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